——《說說寫文章的小故事》系列之十二
1949年7月1日，是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的日子。毛主席籌劃在那天要發(fā)表一篇文章紀念黨的生日。
他把任務交給了胡喬木，并寫了“七一”論文的主旨要義。第二天上午，胡喬木將起草文稿一事，交給國內新聞編輯部副主任廖蓋隆辦理。循著職業(yè)習慣，廖很快寫出文章送交胡喬木。據當事人回憶，胡喬木初看不太滿意，便交給曾彥修去修改。曾彥修也不得法，無從下手，于是文章直接退回廖，由廖再送胡喬木。
幾經“踢皮球”之后，新華社的“筆桿子”們沒完成任務。即便擁有“黨內一支筆”稱號的胡喬木，這次也沒有完成任務。
最后，毛主席親自動筆寫出了著名的《論人民民主專政》一文。該文于1949年6月30日由新華社發(fā)表，7月1日，人民日報、光明日報全文轉載。
《人民日報》（1949年7月1日 第1版）
按說，這些大秀才、筆桿子起草篇文稿本應不成問題。但卻為什么沒能成功呢？原因恐怕很多，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對毛主席的意圖未能準確領會所致。
由此，不禁生發(fā)出一些感想——
一、 搞報道、寫文章，領會意圖甚為重要。
搞報道、寫文章，意圖很重要。這是把報道搞好、文章寫好的“魂”。
意圖，有的來自中央領導同志，有的來自編輯部自身。不管來自哪一個層面，作為記者編輯來說，首要一條就是要很好地學習、領會。
筆者在人民日報評論部工作時，經常遇有傳達“意圖”的機會。有時內容相對多些，也有時就是一兩句話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評論部人員需要很好地琢磨領會。
記得1976年初秋的一天傍晚，部領導傳達中央精神說，根據“抓革命促生產”的精神寫一篇社論。就這么一句話，但評論部的同志都明白了，要抓生產，要抓經濟。于是起草組幾個同志在較短時間內就寫出了稿子，打樣送審后很快通過，第二天就見報了 。
為什么會這么順利呢？首要一條就是領會中央的意圖準確，第二條是平時有這方面的積累。
那時評論部經常有“務虛會”，也叫“神仙會”。大家圍繞國事、天下事，暢所欲言，有話則長，無話則短?？此啤伴e談”，其實很有益。久而久之，大家對“領會意圖”這個環(huán)節(jié)都比較熟悉了，一有寫稿任務就能用上派場。
二、勤于學習、研究，是關鍵。
編報紙做媒體，腦子靈、反應快是很重要的。
那么如何做到這一點呢？無它，只有勤于學習、研究，才能奏效。
學習，學什么？學中央的大政方針，學習黨的基本理論和知識。
研究，研究什么？研究社會各方面動態(tài)、發(fā)展和變化。
就筆者所知，在人民日報社、新華社里有不少這樣在學習、研究上頗有造詣的人才。他們當中有的人未必經常在媒體上“露面”，但“圈內人”都知道這些人的才干和能量。
這些同志把學習、研究當成自身工作的任務，每天不用領導布置自己“動起來”：看書籍、閱材料、動腦子、想點子。腦子里經常琢磨點問題。
大家知道，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(fā)表了《告臺灣同胞書》，影響巨大。這篇文稿的起草者就是時任人民日報社國際部副主任的譚文瑞。當時胡喬木向他布置了任務，他用三天時間就完成了。胡喬木在個別文詞上精心修飾后送鄧小平同志審閱，很快就通過了。
談及此事，譚文瑞回憶說，這主要得益于平時的學習研究，對中央的精神領會得比較透、比較深?。?/span>
也許有人會說，我在媒體是搞具體工作的，需要那樣去做嗎？回答是需要的。
媒體工作，與中央領導、中央職能部門確實是不同的工作崗位。但有一點則是一致的，那就是不斷推進改革開放事業(yè)的更好發(fā)展。在這方面媒體起的作用是巨大的。媒體內工作有分工，崗位不一樣，但有一個共同使命，那就是都要勤于學習、研究。這是應盡之責，也是必盡之責。
如何將這一點做得更好呢？人民日報社原社長楊振武有句話說得好：“站在天安門看問題，站在田埂上找感覺”，這句話道出了媒體人應有的立足點和出發(fā)點。只有將這兩者緊密結合在一起，才能深刻領會中央的精神、意圖；才能緊密結合實際寫出有分量的報道和文章；才能把媒體工作搞得更好、更有聲色。
三、調整好自己的狀態(tài)，隨時迎接挑戰(zhàn)。
現在各個媒體都按下了“快進鍵”，充滿著生機和活力。大家堅持錘煉“四力”，積極策劃報道，奮力媒體融合，各方面的工作都搞得熱熱鬧鬧、風生水起。
但也有一些人尚未跟上“趟”，他們疏于學習，懶于采訪，寫稿更是寥寥。特別是有的人精神狀態(tài)不是那么振奮，不大動腦子、不大思考問題。這種狀況應該引起警醒！
媒體人的精神狀態(tài)甚為重要。新聞貴新，新聞人就要有發(fā)現新、求新、寫新的狀態(tài)。如果年紀輕輕的就老態(tài)龍鐘，嗅覺遲鈍，那就有失于新聞人的品格。在這種狀態(tài)下，不要說領會上級意圖寫文章，恐怕連平時寫稿子的任務也很難完成。
由此說，媒體人調整好自己的狀態(tài)很重要，只有具備了好的狀態(tài)，才能不斷寫出好的作品來！
（作者為人民日報社高級編輯、人民日報海外版原副總編輯）
